皋陶與中國古代刑法的起源

在中國,最先研究法的起源問題的是郭沫若。他在對殷代甲骨、金石器和古籍佚書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第一次把中國古代史放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研究。但法誕生於何年何月何日,郭老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至今有關中國法的起源都是一些傳說和故事。皋陶的故事就是關於中國法的起源最早的故事。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在上古時代中國就有法了。

  堯禪位給舜,舜命令皋陶作士官,此職位相當於後來的大理寺卿和現代的最高法院院長或司法部長。後來舜禪位給禹,但禹認為皋陶賢明、正直,想把部落聯盟領袖的位子禪讓給皋陶。可惜禹還沒來得及禪位,皋陶就死了。皋陶有何德何能可做禹的繼承人呢?從以下皋陶與舜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窺見皋陶為部落人民生活的安穩所做出的貢獻。

  皋陶主要生活在舜、禹時期。舜帝時期,華夏族與苗蠻族的戰爭連綿不斷,族內犯罪也頻頻發生,可真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舜對皋陶說:“皋陶啊,現少數民族不斷侵犯中原,搶劫的寇和殺人的賊內外並起,我任命你為士官,領導部落同苗蠻族作戰和處理族內犯罪問題,你覺得如何?”皋陶說:“我願意為部族效勞,但鄙人才疏學淺,難以擔當如此重任”。

舜說:“沒有關係。只要你記住以下施法的原則和要求,就一定能把法官做好。對於應當處墨、劓、宮、剕、大辟五種刑罰的犯人,要各服其罪,但在執行刑罰的時候,就要分不同情況進行處理。犯輕罪的要在原野中處罰,犯較重罪的要在市朝處罰,而官吏犯罪要在部落大堂處罰,有知識的人犯罪要在鬧市處罰;對判處墨、劓、宮、剕、大辟五種刑罰以下的人,應當寬大處理;而對不忍用刑,改為流放的犯人,根據遠近,也要有所區別。嚴重犯罪的要流放到遙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犯較嚴重罪的流放到九州之外,一般犯罪的要流放到千里之外。只要你能明察秋毫,正確定罪量刑,就能使罪犯信服。你現在明白了吧! ”

  皋陶回答道:“那好吧,我就遵循這些原則盡職盡責地去做。”

  皋陶果然沒有辜負舜的期望,他在做大法官時期,用獬豸(一種神獸)幫助自己判案。只要皋陶遇到不能斷的案子,他就把獬豸牽來,如果獬豸撞犯罪嫌疑人,就說明他有罪。如果獬豸不觸碰犯罪嫌疑人,就說明他無罪。依靠這只獬豸,皋陶不枉不縱,不偏不倚,嚴格執行各種法律,做到了罪責罰相當。在實施法律的過程中,皋陶還制定了許多行之有效法律,用以懲治天下罪惡,使違法犯罪之人都被繩之以法,為整個部落的安定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不僅如此,皋陶還總結出了一些實施法律的原​​則:刑罰不要牽連子孫,功賞要遠及子孫後代。對於過失犯罪,即使很嚴重,也要從寬處理。對於故意犯罪,雖然罪行很小,也要嚴加處罰。罪行和刑罰的判定有疑點不能確定時,要從輕處罰;對功勞的獎賞有疑惑時,要從重行賞。為了不殺錯人,寧可姑息犯人,由自己承擔量刑不當的責任。作為執政與執法者,只要通過慎殺好生的德行教化,感化民心,則天下人將以行善為風氣,不去作惡犯法,最後也就用不著勞苦司法者去懲治了。皋陶在上古時期所倡導和實施的法律原則,不僅對四千餘年來的我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法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於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法最早產生於原始社會的後期,主要是氏族戰爭與法的起源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兵刑同一”和“刑始於兵”的說法。所謂兵刑同一,是說在古人看來,戰爭與刑罰或刑法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質上相同。所謂刑始於兵,則是說法律起源於遠古的氏族戰爭。皋陶的故事充分體現了這個理論。

  首先,皋陶所在的時代正是華夏族和苗蠻族大規模的戰爭時期,戰爭是一種集體行為,為了取得勝利,需要有嚴明的紀律,需要製定嚴格的法律來約束每一個成員的行為。因此,製作刑罰或者刑法來規範戰爭行為成為形勢所需。 《漢書·胡建傳》關於堯舜時有“皋陶作刑”的明確記載就充分證實了這一事實。

  其次,上古時代的司法官名稱也帶有“兵刑同一”和“刑始於兵”的痕跡。上古的士,既是司法長官,又是軍事長官。據《尚書·舜典》,舜命皋陶說:“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未加入華夏聯盟的苗蠻族和東夷族侵亂華夏,這本是氏族間的戰爭,應採取軍事行動征討之,而舜卻命皋陶作士,運用五刑,討伐外族,並懲罰內部犯罪。在這裡,軍事長官與司法長官合二為一,由皋陶擔任,既反映了上古時代的兵刑同一,又反映了刑始於兵的事實。
  總之,通過皋陶的故事,我們可以相信,中國法起源於上古時代。 (文章來源:法制日報;作者:蔣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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