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的雙軌制

劉邦在晚年的時候,曾經給大漢帝國的高層們立下了一項政治規矩,或者說是達成了一種政治契約,概括起來就是兩條內容:

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這兩條內容看起來簡單,但是內涵深厚。從淵源上講,是對周代以來政治模式的一種改革和總結;從現實上看,是對自己革命和執政經歷的一種深刻反思。對於劉邦身後的歷史影響巨大且深遠。

漢高祖建政之後實行的是“諸侯王+列侯”的二等爵位制度,能夠進入這二等爵位序列的,都是帝國的精英,如何在社會精英當中分配勢力、分享權力,是政治生活中頭等重要的大事。既要照顧歷史的傳統,還要兼顧現實的考量,把各方力量擺平,這的確很需要政治智慧。

“非劉氏不王”,只有姓劉的皇親才能被裂土封王,成為天子之下社會地位最高的一個階層,賦予了帶有劉氏血緣者在大漢王朝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此之下,“非有功不侯”,只有為劉家的江山立下卓越功勞的,才能晉封侯爵,享受食邑賦稅。漢高祖的這兩條規矩,就如同一個雙軌制的政治模式,最起碼在理論層面較為妥善地解決了權勢利益分配的問題。

西漢實行的是郡國並存的製度,其實到底應該實行什麼樣的製度,在當時爭論的非常厲害。人們把目光投向前朝:周代實行的是分封制,秦代實行的是郡縣制。漢朝是反抗暴秦才建立政權的,所以反對秦代的郡縣制,恢復周代的分封制,在當時的呼聲很高。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是:周代分封​​,八百年曆史;秦代郡縣,二世而亡。

但是,這個理由雖然雄辯,卻不站不住腳。秦代短命,不是郡縣制的原因,而是統治者自身的原因。賈誼是個看得很明白的人,他洋洋灑灑三篇過秦論,從來沒有將秦亡的原因歸結到郡縣制上。賈誼認准了君主集權的歷史大潮流,他的政治理論和主張,全部是圍繞強化中央集權展開的。這在當時紛紛擾擾的種種討論當中,是最具有遠見卓識的。

雖然郡縣制是歷史的潮流,並且已經有了秦代的實踐基礎,但是出於現實的種種考量,西漢初年還不得不實行郡縣與封國並存的製度。所以我們看到,西漢初年分封的諸侯王國,基本上全部都是異姓諸侯國。這些不姓劉的人,在劉邦建立政權的過程中至關重要,不得不封王裂土,這是形勢不得不如此,並不是分封制必須要實行。

但是在劉家的版圖上,只要有異姓王的存在,劉邦肯定不能放心,就在彼此相互猜疑當中,漢初八大異姓王,七家反叛。只有長沙王吳芮絕嗣除國算是善終,其餘全被滅掉。劉邦也在實踐中深切地感受到,“王”和“皇”就是一步之遙,在“王”這個層面上安排不姓劉的人,自己真的無法安睡。只有把自己的兒孫放在“王”的層面上,這大漢江山才姓不了旁人的姓。所以,一邊剪除異姓王,一邊大封同姓王,不斷稀釋擠壓異姓權貴的勢力。

大約在高帝十二年的時候,異姓諸侯王被收拾差不多了,劉邦與諸臣子殺馬而盟,立下了“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規矩,正式確立起了一種雙軌制的政治模式。

第一條軌道,是留給劉姓宗親的,“王”這個層面,只有姓劉的才能進入。這和周代的分封是不一樣的,周代的分封既有和周天子一家的姬姓,也有很多異姓諸侯。西漢初年的異姓王,實際上就是周代分封的持續影響。但是劉邦將其改革了,從此之後分封之事只在劉家內部舉行。

第二條軌道就是封侯。 “王”這個層面成為姓劉人的專屬待遇之後,其餘社會精英如何擺放?那就是在“侯”的層面,這是兩條道路,兩個體系。封侯不再屬於分封,只是一種對功勳的獎勵待遇。功勞再高,只要不是劉家的人,絕不可能升格封王,只能到侯為止。誠所謂“水大漫不過橋”,一旦水漫過了橋,異姓封了王,那就離改朝換代不遠了。西漢被王莽取代、東漢被曹魏取代,都是從異姓封王開始的。不止兩漢,此後的封建王朝除了亡於外族入侵的,大多都亡於異姓王。

如果把一個王朝當做一個公司來理解,似乎更明白一些。漢初的異姓諸侯王,就如同創業之初的合夥人,劉邦是大股東,當了董事長,但是其餘幾家的股份也不小。眼看公司存在分裂的危險,劉邦不斷稀釋並吃掉其餘合夥人的股份,自己一家獨大,在董事會裡面安插的全部是自己家的人。這樣把一個相對鬆散的多元股份企業,變成了家族企業,這就是君主集權的強化。

這個企業雖然是姓劉的了,但是管理企業只靠姓劉的還不行,必須給其他精英以上升的空間和渠道。所以,在確保董事會成員都姓劉的前提下,可以把經營管理團隊放開,凡是有功者皆可成為高管。 “非劉氏不王”,這是對董事會層面的約定;“非有功不侯”,則是職業經理人層面的約定。很多家族企業,不都是這麼幹的麼?

封王和封侯的雙軌制的出現,是中央君主集權逐步成熟下,必然會出現的一種制衡。異姓的人固然靠不住,但是同姓的也不一定能靠得住。所以我們看到,西漢在剷除了異姓王之後,照樣有同姓王的反叛。而平定這些同姓王叛亂的,恰是一堆異姓的侯。所以,為有功者封侯,不僅僅是獎勵人臣事功、暢通社會機制,更是對執政團隊的製衡。 《史記·三王世家》中有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劉邦的這個雙軌制的影子其實一直都存在。周代沒有郡縣,實行的是單一的分封制度,但是在分封制之下,也有兩種不同的模式:那就是“親親賢賢”,週天子的親屬,要分封;同時有功勞的精英賢人,也要分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齊和魯。太公望是異姓,分封在齊國,這就是“賢賢”;周公旦是宗親,分封在魯國,這就是“親親”。劉邦的雙軌制,實際上還是“親親”與“賢賢”兩條路。只不過“親親”的“非劉氏不王”還勉強算是分封,至於“賢賢”的“非有功不侯”就根本不算分封了。

之所以說“非劉氏不王”勉強算是分封,是因為漢代同姓諸侯王的心態完全和春秋時代分封的諸侯不一樣了。他們更多是一種皇室的身份認同,而不是裂土而治的國中之國。吳楚之亂時,周亞夫率領中央軍隊平叛,把梁國當做拒敵前線,讓叛軍在梁國范圍內消耗實力,最後中央軍隊秋風掃落葉一般將其收拾。為此,梁孝王非常生氣,還和周亞夫結下了怨。但是從道理上講,身為諸侯王國,存在的意義不就是作為屏障、拱衛中央的嗎?何怨之有?這也從一個側面發映出,梁孝王內心最認同的是自己的皇室身份,而不是諸侯國君身份。隨著晁錯的削藩、主父的偃推恩令,同姓諸侯王的治權一步步被剝奪、實力逐漸削減,諸王只有一頂王冠,還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劉姓,權力全部收歸在中央,這就是後話了。

總而言之,任何一個政權,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長治久安。細分起來就是兩個方面,所謂的“久安”,就是政權要保持穩定;所謂的“長治”,就是社會要保持活力。穩定和活力是矛盾的,如果社會太有活力,英雄人物輩出,這對於高層政權的穩定是有衝擊的。但是一味壓制,阻隔社會階層的上升渠道,那也是有問題的。

“非劉氏不王”,用與生俱來的血緣作為標準,明確了劉姓宗親的政治地位,有利於穩定高層政權,保證了江山不變色。

“非有功不侯”,用後天爭取的功勳作為標準,暢通了社會精英的上升渠道,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保證了江山不隳壞。

這樣,在“親親賢賢”的理念之下,在“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具體約定之下,劉邦構建起來的雙軌制政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了穩定和活力這對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權力和利益的妥善分配。這不僅對於漢朝的穩定統治具有積極意義,更對中國封建君主集權的成熟完善,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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