獬豸

對於古體的“灋”字,許慎《說文解字》中曾有如下解讀:“灋,刑也。平之如水,故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這裡不僅指明了獬豸與法律的關係,同時也指明了獬豸“觸不直者去之”的特性。

“觸不直者去之”六個字包含了審判與懲治的雙重含義。 “觸不直”是審判,而“去之”是懲治,其中包含了主動司法、審執合一傳統司法精神——歐洲文化中的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也正是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利劍。

不過,在中國神仙體系中,作為一個“職業型”神獸的獬豸還真是一個異類。一方面,中國久受儒家世俗傾向熏陶,所拜神祇大多與世俗慾望相勾連,如財神、壽星、社王爺之類;再如管仲、關羽等“職業化”傾向明顯的神祇,也大多保一行一業之平安,如獬豸這般以“別曲直”為單一訴求的崇拜幾乎是絕無僅有;另一方面,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不同,在其流變中並沒有孕育出發達而持久的神判傳統。那麼問題出來了:獬豸這一形像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在中國傳統神話中“立足”並成為法律精神圖騰的呢?

關於獬豸最早的記述,應當出於《墨子·明鬼》中一則關於“王裡國訴中里徼案”。說齊莊君手下有王裡國、中里徼兩位臣子產生了爭執,“訟三年而獄不斷”,齊莊君無奈,於是求助於“神判”。王裡國在陳述其“訴訟請求”時,“神羊”沒有反應;等中里徼陳述其“答辯意見”的時候,話未說完,“神羊”便“起而觸之”將他的腳折斷了。這一則故事基本能夠詮釋獬豸的起源正是以“神羊”為載體的“神判”。

然而,矛盾也恰恰出在這裡。古代歐洲漸次發展出了諸如沸水神判、冷水神判、熱鐵神判、吞食神判等林林總總的神判法,如果中國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了發達的神判傳統,為什麼在日後的司法發展歷程中並沒有發展出如歐洲那般發達的神判法,反而只留下了獬豸這一圖騰呢?

在中國古代司法模式中,決疑的基礎不是神靈之意而是訴訟雙方的言辭證據。 《尚書·呂刑》中有“五辭”:“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周禮·秋官·小司寇》有“五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從思辨方式來看,“五辭”“五聽”代表了更為先進的辯論式“決疑”,而這一模式明顯要比神判法更為先進

《史記》中還有一個“李離伏劍”的典故。李離為春秋時期晉國的法官,因斷案失誤錯殺好人而自判死罪。晉國國君出言相勸,李離的答復是“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

從中可以看出,晉國關於法官審判責任的法規已經相對完備,正所謂“理有法”;同時法官審判依靠的是聽微決疑,這裡的“聽”自然是“五聽”。如果說晉國的法律制度已然如此發達,那同為春秋“五霸”之一的齊國會如《墨子》所說的那樣服從於神判嗎?

其實答案可能也很簡單。首先《墨子·明鬼》引用這一故事只是為了證明鬼神的存在而非神判,其重點在於“明鬼”而非神判;其次案件前提是“訟三年而獄不斷”——如果一個案件經歷了三年法官還無法決疑,那說明以當時人類的智慧已經很難確定案件的結果。這種局面或者導致法官拒絕裁判,或者只能將正義的標尺交付於神判。也就是說,獬豸出場是齊莊君在無法決疑的情形下使出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所以,《墨子》並不與《尚書》等文獻的記載相衝突,反而說明在裁判制度已經相當成熟的法制環境下,神判法的使用只是一種帶有無奈色彩的補充。在人類刑偵技術與審判技術並不發達的時代裡,神判法的確有其實用上的優越性,比如成本低、效率高,而當人類文明發展到能夠通過用理性的方式決疑的階段時,“神判”自然會漸漸退出歷史舞台。

其實,獬豸僅僅是文化意義上的圖騰,古代中國並沒有因為獬豸崇拜而滑入神判的淵藪,而是繼續以“五辭”“五聽”等製度為基礎,構造了蔚為大觀的中華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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