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翼殺手2049:後人類主體問題的人道解決

K——作為卡夫卡筆下多部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長久以來代表著人們對現代世界裡“人”的生存狀態的某種體認,或是表現為一個始終無法進入城堡的土地測量員,或是以一個被判以無名之罪的30歲鄉下人形像出現。而在庫切《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K是喪失語言功能的阿非利卡人,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裡逃離城市,渴望復歸田園生活,卻又被資本主義殖民體系層層束縛,一次次無望而失敗地遷徙。

二者筆下的K相似之處在於,他面臨著關於“我是誰”的重要關切。他不斷嘗試確定自我的位置,與秩序進行切割,尋求意義的穩定和主體的完整,結果卻總是無望地在現代的異質空間裡漂浮著。在《銀翼殺手2049》裡,K迎來了他的轉世——一個代號,一種編碼,未來世界的全新物種,是比戴克德更為強壯、迅猛、高效的複制人殺手化身,同時依然是放逐了情感,要面臨人類更為嚴酷的智慧審查。

在銀翼殺手的歷史中, 2049年的世界與2017年有所不同。幾部不同水平的電影續作所搭建的歷史依然有效,大停電、生態崩壞與核爆作為30年間發生的關鍵事件,共同形塑了2049年的這個由核爆廢土和賽博朋克兩種截然不同的未來圖景所表徵的,頗具張力的生存空間。這一空間是某種時空的壓縮——說著各種語言的人們,再度接受不同的社會分工,奇特而自在地混居在一起;人類和復制人繼續保持著某種微妙而緊張的共生關係,泰瑞爾公司不復存在,替代品則是更為先進的華萊士公司;全息投影的巨大擬像跳出LED屏幕,在高樓的空隙中行走;只有可口可樂的廣告——這一彼時已是古早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符號還依然存在,暗示著某種生活方式的延續。

廢土和城市互為鏡像,描述著人類未來的一體兩面的生存秩序:一方面是以復制人與人類共同接管的未來社會,人奴役著複製人,複製人奴役虛擬人/機器,兩種奴役都均以對對方身體的絕對把握所嚴格實踐著;另一面則是在那些被摧毀的城市廢墟之中,童工、邊緣人、流竄的複制人逃犯,又重新以早期工業時代的生產方式所組織、聚集在一起。 K,和他的前輩一樣,在兩個空間裡穿梭,任務是搜尋那些“非法”脫逃的同類,將其迅速消滅。

同本雅明筆下有點錯愕地闖入現代巴黎城市生活的波德萊爾有幾分相似的是,K作為城市的原生復制人,在人和復制人道德壁壘嚴格區隔的未來城市生活裡,依然保持著一些城市漫遊者的面向。他似人類般孤獨地生存著,吃飯,飲酒,同一個沒有身體的伴侶互訴衷腸,在天台的雨中擁吻,面對著主體自我安放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個閱讀的複制人——恰恰可能是警局的測試系統里納博科夫《幽暗的火》中的詩句,讓K選擇在某個時刻自己買了這本書,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進行閱讀。而他的閱讀範圍遠不限於此。

如果說閱讀可以被看做是複制人開始思考身份問題的標誌的話,那麼真正的事件性的轉折則發生在埋在枯樹下瑞秋的骸骨被發掘之時。複製人能否生育,能否以人類的方式進行生命的再生產,則成了在原作中復制人能否夢想著擁有一隻羊的發問之後,本片所提出的關鍵問題。若是複制人能通過生育再度繁衍,這意味這什麼?這是機器間的複制還是染色體的有機遺傳?機器演化還是仿生行為?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始料未及的技術突變,還是暗示著一種顛覆性的生產方式的到來?這一情節的設定,將前作提出的複制人/後人類的情感生成問題推向了更為複雜的主體問題。

影片中,人類,複製人,以及製造複製人的公司在發現這一突變之後,無一不為之所震懾。一系列問題隨之而來。按照多年研究後人類問題的美國學者K·海勒斯所構想的,當人類一度試圖擺脫意識先於身體的既成傳統,嘗試在未來尋找一種有別於人文主義傳統的,有別於被權力和歷史所層層書寫的身體觀念的替代性方案的時候,後人類狀態成為一種選項——它不單單是某種人類的晚期高級形式,而是由人類的身體向諸多可能性的打開,隨時準備接受信息和技術詢喚,成為戴克德,成為賽博格,成為質子。 1982年的前作似乎也展示了這樣一種現實,即人類主體問題的解決,是原有人類概念的終結,也是對後人類狀態的體認。那麼後人類主體問題的解決是什麼?前作告訴我們,情感的自生只是第一步;《2049》則似乎說明,後人類主體的解決方式,恰恰是人的解決方式:讓一切回到起源,讓複製人從工廠流水線回到子宮,再通過分娩被母體賦予身體,從嬰兒長成大人。複製人不斷通過他人以指認自我,反复確定記憶的歷史合法性,最終宣稱了自己獨立於人類的生命主權,從而成為“比人類更人性”的(複製)人。

於是,K所面對的首要焦慮則體現為身體-記憶的真實性。如果記憶為真,那麼他就不是被製造出來,而是被生育而來的。記憶關涉著起源,也關涉著人之所以為人的歷史合法性。所以,一旦當K發現自己埋在火爐中的木刻小馬,並經過安娜“確認”了其記憶的真實性後,似乎就自然而邏輯地建立了一個較為可靠的、有歷史縱深的主體。他沒有想到的是,記憶也是可以被操控,改寫的,他的英雄主體幻象,全然建立在記憶的移植和身份的自我錯認之上,實質上則是普通的複制人中的一個。他甚至一度面對著俄狄浦斯的困境——反抗組織為了避免被追捕,要求K去殺掉戴克德。而這個困境並沒有持續多久便被迅速解構,K發現自己只是複制人之女的記憶複製品,成為“複製之複製”、主體之影。

在此過程中,K關於自我身份的幾次指認,錯認,再度指認,同其伴侶Joi虛虛實實的身體並無二致,總是在各種由被精密編織的記憶和敘事中不斷漂移,構建又復解構,它們將K一度推向可感可觸的實在主體,卻最終把他流放到了他那些同名前輩們所長久徘徊、凝視過的城堡面前。

在K通過不斷尋找記憶確定主體的同時,虛擬伴侶Joi的解決之道則首先需要處理身體的獲得問題。 K在某種程度上享有有限的自由,Joi的存在是徹底的消費事件,不具有政治上的能動性。 K面對Joi的態度,也一如人類面對複制人時的態度,始終有意提醒自己邊界之所在,並恰如其分地壓抑著自己的感情。他所能做的,至多也只不過是通過更為先進的全息投影的方式,給予Joi一個“身體”。至於後來Joi的身體與人類的身體合二為一與K完成交媾,或是Joi為K命名“Joe”,或是Joi最後被消滅之時向K疾呼示愛,在二人幾乎是互為鏡像的,彼此看視並不斷互相形構的關係之中,影片不可避免地將虛擬人Joi的情感產生機制簡單化,更不免讓人疑竇叢生的,自然是這種熟練地再度以“人道”的方式選擇“男性賦予女性以身體”的主體解決。

影片尾聲,伴隨K在大雪中獻祭般的死亡,在純白無菌的實驗室內部,複製人父女完成相認。繞了一大圈,複製人/後人類又回到了人類的起源,像是插隊般擠入進化論的邏輯序列之中。我們大可設想,那個世界中之後的30年,複製人再度搭建起由血緣和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完整秩序,而面對充滿惡意的人類世界時,一場革命勢必難免——在電影中,革命的隱喻也清晰可辨:反抗組織的少女成員在車站外守候K,她開口講話,說的是芬蘭語。

當我們最終借助電影,同K一道穿過由鋼鐵森林中由霓虹燈編織的層層迷霧後,卻發現在未來後人類的外殼裡,緊緊包裹著的依然是現代人的故事。 K所置身世界中的冷與熱,恨和愛,我們似乎在卡夫卡或是庫切書寫的困境中已經見識過些許了。 K所置身的歷史序列,又如維科所揭示的那樣,總是在神、英雄和人的時代之間,循環往復。由此觀之,影片頗有些遺憾地提供了一種並不勇敢的未來之可能,甚至是再一次自大地想像了未來:人類經歷過的,後人類也必將經歷一次。來源:海淀的卡夫卡作者: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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