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綠卡”新政後,華人成為申請主力軍

6月27日,北京,由武警站崗的公安部大門。國家移民管理局的牌子是4月2日正式掛上去的(@視覺中國網)

中國“綠卡”新政後,華人成為申請主力軍

穿白色T卹,紮馬尾辮,劉璇抱著厚厚的文件袋,站在諮詢台前,同女警官交談。她笑起來有酒窩,一眼望去,並不像年過三十的母親。實際上,她已有兩個女兒,大的十歲,小的四歲,全都出生在加拿大,入了加拿大國籍。

  這是7月23日,劉璇來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關村外國人服務大廳,正為小女兒申辦中國“綠卡”。文件袋裡裝滿了父母雙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兒的出生證、護照及簽證複印件……不過,她還是不確定是否齊全,也不知每份資料有無紕漏。女警官也拿不准,需要請示領導再通知劉璇。

劉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餘年,擁有“楓葉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離成為加拿大公民,只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獨生女,求學出國。到如今,父母年事漸長,需要人陪伴、照顧。兩三年前,她便考慮帶著女兒一起回國。

  女兒是加拿大國籍,回國後,不但出入境等手續繁瑣,想在國內上學,也有很多限制,這一直是她和丈夫頭疼的事情。

  今年3月,劉璇的丈夫從網上得知與中國“綠卡”新政相關的消息後,立馬告訴劉璇。3月13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佈,其中提出組建由公安部下轄的國家移民管理局。職能是協調、擬定移民政策;負責外國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擔移民領域的國際合作等。

  劉璇一直都知道這張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認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難申請的”。但這次政府機構調整,讓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猶豫地帶著女兒飛回北京。

  飛回國內的不只是劉璇,已經移民國外的眾多華人,同樣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開放後,很多中國人曾想盡辦法,通過留學、技術、投資等各種方式,移民國外。現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諮詢、申辦中國“綠卡”,希望能獲得在中國的永久居留權。

“有種井噴的感覺”
劉璇是2001年出國的,到現在已經17年。她還記得,剛到加拿大時,大陸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灣地區過去的移民看不起他們。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近幾年,一說中文,好像大家都認為你挺有錢。”

  現在,劉璇發現,這些“有錢人”又在返回中國。她有一個朋友,妻子和女兒已經入籍加拿大,他事業在國內,於是一家人長期兩地分居。女兒在加拿大上學幾年,妻子實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後,帶著女兒又回到中國來上學,現在也在為女兒辦中國綠卡。

  據劉璇了解,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很多中國人移民國外,主要事業、社會關係都在中國。於是媽媽陪讀,爸爸像太空人一樣兩地飛,“好多陪讀媽媽不是特別願意為了孩子犧牲家庭,或者犧牲自己的事業,入了籍以後,就又回國了。”

  “現在,申請最多的就是華人。真正的外國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員李佳欣接受本刊採訪時說,之前申請“綠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後,大大降低了中國“綠卡”的門檻。工資、稅收兩項達到一定數額,滿足居留時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請。

  事實上,早在國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綠卡”的政策就在放開。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慶等自貿區,以及京津冀、廣東、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為外籍華人在華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國留學生(專題)來華創新創業,為長期在華工作人員提供居留便利,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據李佳欣介紹,通常,外國人獲得中國“綠卡”的方式一般有五類——投資、任職、特殊人才,以及親屬團聚和投靠。此前,利用親屬團聚申請者最多,現在,以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行業專家、獲得政府相關部門推薦的高精尖人才為主,人數與過去相比,“有種井噴的感覺”。

  對此,上海費戈曼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合夥人(電視劇)夏凌華頗有同感。費戈曼成立於1951年,全球設有40多家辦事處,為170多個國家、地區提供移民諮詢服務,早在中國“綠卡”制度建立之初,他們就開始提供相關業務諮詢和辦理。

  “申請中國綠卡的人數一直處於遞增趨勢。”接受本刊採訪時,夏凌華介紹,從2016年起,客戶的諮詢量跟之前相比漲幅高達40%—50%。今年以來,來公司諮詢的華人比例明顯增加,佔綠卡諮詢總數的50%。

  當下,海外華人華僑總數超過6000萬。約六分之一是改革開放後走出中國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在《新民潮:中國怎樣才能留住人才?》一書中,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寫道,在美華人已經突破400萬,其中,近350萬加入美國國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中國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國。

  隨著“人才強國”戰略實施,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出台了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來華髮展的計劃。2008年,國家“千人計劃”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進7018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其中,絕大多數為華人。以2011年7月入選南京“千人計劃”的海外專家為例,48人全部為華人、華僑。

  今年四月以來,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華人博士的綠卡申請。接受本刊採訪前一周,多數申請已成功獲批。在她日常接觸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韓國派駐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國停留四年便會離開。“歐美人可能會覺得中國適合居住,但很少考慮定居”。

  也有一些相對年輕的留學生,他們在國外遭遇排擠、限制。相較之下,會覺得國內的資金充裕,創業的條件也好,政策開放。當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對高知夫婦。兩人都是博士,以親屬投靠方式申請“綠卡”。材料遞交了兩三年,“綠卡”卻一直沒批下來。“他們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請,遞材料。”最後沒辦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兩人從李佳欣那裡撤銷申請,轉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優勢

  李佳欣偶爾在網絡上回答網友出入境相關的提問。在一條外籍華人博士如何申請中國“綠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華人博士綠卡申請的案例,引來不少人諮詢。

  7月份,在英國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詢問綠卡的事情。他已經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有機會加入英國國籍。但他一直在猶豫、權衡。他長期關注著中國“綠卡”新政動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詢問籍博士申請中國“綠卡”能否在海外辦理。

  顯然,對很多人來說,放棄中國國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綠卡”新政,給很多移民國外的華人,提供了多一種可能性。

  劉璇在加拿大接觸到很多朋友,要么是保留中國國籍,拿了加拿大綠卡,“像我這樣”,劉璇說,要么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國籍,再計劃拿中國綠卡,“回來以後就沒有限制了”。

  王輝耀在《國家移民局》一書提到,與此前單純關心出入境問題不同,如今,環境、生活便利性、社會福利、人文關懷等問題,已經成為外籍人才來華工作關注的新熱點。

  提及中國“綠卡”的含金量,夏凌華認為,這也是申請綠卡的外籍人中華人比較多的原因。她的客戶中除了外籍華人,還有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外國人,但他們申請綠卡,主要是為了方便,“這些本身就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國人,來到中國,對國民待遇問題就不太感興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後,長海博文回到江蘇,擔任蘇州大學特聘教授,同時還在中國鋁業、蘇州有色金屬研究院等機構任職。“雖然我還是外籍,但回到國內,國家卻能給我國民同等待遇。”長海博文撰文回憶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獲得了江蘇海外高層人才居住證,自己就在其中。獲得這一證件後,他不但能夠申請各種各樣的國內科研資金、項目,還能在事業單位擔任領導職務。長海博文坦陳,“這一點,是對我們海外回來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證制度,亮點之一是將“綠卡”的身份證件功能與當地的優惠政策結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層次人才居住證,獲得者除了可以享受買房、子女教育等相關福利,針對浙江創業的經濟特點,持證人還可以技術入股,以商標、著作權、專利等知識產權出資等方式創辦企業。

  雖然女兒在加拿大成長,但在劉璇看來,她回國讀書,最大的優勢並非語言,而是在高考問題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國一直讀書,你可以在中國參加高考”,劉璇說,關鍵在於,外籍學生邁入國內頂尖大學的門檻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生辦公室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也曾透露,北師大通過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學生,“他們向我們提供有關材料,再參加比較簡單的測試。”

  不過,劉璇回國,主要並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父母。

  她是80後,“我們這代人獨生子女比較多”,劉璇說,父母現在年齡大了,缺少人照顧,她想過為父母申請加拿大那邊的移民,但要求比較嚴格,父母也不願放棄中國國籍,他們只好考慮回來,“孩子年齡大一些,她們願意回去,還可以回去。”

  每個人回來的原因都不一樣,但對很多老人來說,故土感情確實是很常見的原因。

  李佳欣在處理“綠卡”申請時,碰到過很多五六十歲,在國外工作了大半輩子,如今通過“人才計劃”回國的華人,“華人有落葉歸根的感覺”。

  在吸引海外人才歸國的問題上,海外華人、華僑歷來是工作重點。“外籍華人,是我們引進全球人才的絕對主力和重點人群。”國務院僑辦專家諮詢委員劉國福接受本刊採訪時說,與生在國外的外籍人士相比,華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國,他們“對中國有千絲萬縷的思鄉情結”。(劉璇、李佳欣、王皓為化名。本刊記者陳光對本文有貢獻。)

  一場特殊的座談會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作為中國“兩會”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鐵道大廈酒店,參加一場座談會。與會者包括公安部、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國僑辦等機構的官員,目的是聽取海外僑胞關於華僑政策的意見。

  據徐靜波回憶,座談會現場,一些華人、華僑提到了“華裔(專題)卡”的問題。“這個事情討論了很多年了”,徐靜波說,很多華人、華僑希望政府能針對已加入外國國籍,以及長期居留海外的僑胞,發行“華裔卡”,以方便他們回國,在國內辦理各項事務。

  2016年,北京實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的20項出入境政策措施》時,北京中關村管委會主任郭洪就曾談及這個問題,他表示,為吸引國際科技創新人才,中關村將試點移民入籍、華裔卡、外籍人員臨時身份證制度。

  這個消息傳出,立即在海外華人圈引發熱議。但隨後,中關村專門通過媒體公開澄清,華裔卡相關政策尚處於調研階段,還有待於國務院、公安部等機構審批。

  在這次座談會上,公安部官員再次回應了這個話題。“目前不具備發行條件”,徐靜波向本刊回憶道,華人華僑雖然數量龐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門,情況比較複雜。公安部官員也承諾,在中國工作華人申請綠卡問題,會降低門檻,放寬條件。而針對華僑回國使用護照的問題,也將會把護照納入國民信息系統,以保證護照在國內辦事能夠通用。

  “中國的護照其實有兩個部門在發”,徐靜波說,在這次座談會上,相關人員也介紹了這個情況,中國人第一次出國時獲得的護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發放。出國後,很多人常住國外,護照用完或者到期後,回國不便,通常在中國駐外使領館換發新護照。因此,中國的護照發放與管理,出現了公安部、外交部兩個系統。由於這兩個系統的護照信息並沒有在國內實現完全聯網,因此,很多華僑回國時在住宿、換外匯甚至申辦公司等問題上,常遇到很多麻煩。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實施了一個出國人員必須註銷戶口,以身份證換護照的做法”,徐靜波介紹道,當時的身份證不起什麼作用,許多人都不在意。但現在,這些華僑頻繁返回國內,沒有身份證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聽說過好幾次,華僑帶著日本人回國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辦好入住手續,住進了房間,而這位領隊的華僑卻因為沒有身份證而住不進酒店,因為酒店不認他的中國護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開臨時身份證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國人回到中國來,怎麼還這麼麻煩?”

  徐靜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證問題困擾,他在座談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公安部相關人員承諾,要推進解決這個問題。但徐靜波也知道,這個事情牽涉不同部門,想要推進,還是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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