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的双轨制

刘邦在晚年的时候,曾经给大汉帝国的高层们立下了一项政治规矩,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政治契约,概括起来就是两条内容:

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这两条内容看起来简单,但是内涵深厚。从渊源上讲,是对周代以来政治模式的一种改革和总结;从现实上看,是对自己革命和执政经历的一种深刻反思。对于刘邦身后的历史影响巨大且深远。

汉高祖建政之后实行的是“诸侯王+列侯”的二等爵位制度,能够进入这二等爵位序列的,都是帝国的精英,如何在社会精英当中分配势力、分享权力,是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既要照顾历史的传统,还要兼顾现实的考量,把各方力量摆平,这的确很需要政治智慧。

“非刘氏不王”,只有姓刘的皇亲才能被裂土封王,成为天子之下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赋予了带有刘氏血缘者在大汉王朝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之下,“非有功不侯”,只有为刘家的江山立下卓越功劳的,才能晋封侯爵,享受食邑赋税。汉高祖的这两条规矩,就如同一个双轨制的政治模式,最起码在理论层面较为妥善地解决了权势利益分配的问题。

西汉实行的是郡国并存的制度,其实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在当时争论的非常厉害。人们把目光投向前朝:周代实行的是分封制,秦代实行的是郡县制。汉朝是反抗暴秦才建立政权的,所以反对秦代的郡县制,恢复周代的分封制,在当时的呼声很高。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周代分封,八百年历史;秦代郡县,二世而亡。

但是,这个理由虽然雄辩,却不站不住脚。秦代短命,不是郡县制的原因,而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贾谊是个看得很明白的人,他洋洋洒洒三篇过秦论,从来没有将秦亡的原因归结到郡县制上。贾谊认准了君主集权的历史大潮流,他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全部是围绕强化中央集权展开的。这在当时纷纷扰扰的种种讨论当中,是最具有远见卓识的。

虽然郡县制是历史的潮流,并且已经有了秦代的实践基础,但是出于现实的种种考量,西汉初年还不得不实行郡县与封国并存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西汉初年分封的诸侯王国,基本上全部都是异姓诸侯国。这些不姓刘的人,在刘邦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得不封王裂土,这是形势不得不如此,并不是分封制必须要实行。

但是在刘家的版图上,只要有异姓王的存在,刘邦肯定不能放心,就在彼此相互猜疑当中,汉初八大异姓王,七家反叛。只有长沙王吴芮绝嗣除国算是善终,其余全被灭掉。刘邦也在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王”和“皇”就是一步之遥,在“王”这个层面上安排不姓刘的人,自己真的无法安睡。只有把自己的儿孙放在“王”的层面上,这大汉江山才姓不了旁人的姓。所以,一边剪除异姓王,一边大封同姓王,不断稀释挤压异姓权贵的势力。

大约在高帝十二年的时候,异姓诸侯王被收拾差不多了,刘邦与诸臣子杀马而盟,立下了“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规矩,正式确立起了一种双轨制的政治模式。

第一条轨道,是留给刘姓宗亲的,“王”这个层面,只有姓刘的才能进入。这和周代的分封是不一样的,周代的分封既有和周天子一家的姬姓,也有很多异姓诸侯。西汉初年的异姓王,实际上就是周代分封的持续影响。但是刘邦将其改革了,从此之后分封之事只在刘家内部举行。

第二条轨道就是封侯。“王”这个层面成为姓刘人的专属待遇之后,其余社会精英如何摆放?那就是在“侯”的层面,这是两条道路,两个体系。封侯不再属于分封,只是一种对功勋的奖励待遇。功劳再高,只要不是刘家的人,绝不可能升格封王,只能到侯为止。诚所谓“水大漫不过桥”,一旦水漫过了桥,异姓封了王,那就离改朝换代不远了。西汉被王莽取代、东汉被曹魏取代,都是从异姓封王开始的。不止两汉,此后的封建王朝除了亡于外族入侵的,大多都亡于异姓王。

如果把一个王朝当做一个公司来理解,似乎更明白一些。汉初的异姓诸侯王,就如同创业之初的合伙人,刘邦是大股东,当了董事长,但是其余几家的股份也不小。眼看公司存在分裂的危险,刘邦不断稀释并吃掉其余合伙人的股份,自己一家独大,在董事会里面安插的全部是自己家的人。这样把一个相对松散的多元股份企业,变成了家族企业,这就是君主集权的强化。

这个企业虽然是姓刘的了,但是管理企业只靠姓刘的还不行,必须给其他精英以上升的空间和渠道。所以,在确保董事会成员都姓刘的前提下,可以把经营管理团队放开,凡是有功者皆可成为高管。“非刘氏不王”,这是对董事会层面的约定;“非有功不侯”,则是职业经理人层面的约定。很多家族企业,不都是这么干的么?

封王和封侯的双轨制的出现,是中央君主集权逐步成熟下,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制衡。异姓的人固然靠不住,但是同姓的也不一定能靠得住。所以我们看到,西汉在铲除了异姓王之后,照样有同姓王的反叛。而平定这些同姓王叛乱的,恰是一堆异姓的侯。所以,为有功者封侯,不仅仅是奖励人臣事功、畅通社会机制,更是对执政团队的制衡。《史记·三王世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刘邦的这个双轨制的影子其实一直都存在。周代没有郡县,实行的是单一的分封制度,但是在分封制之下,也有两种不同的模式:那就是“亲亲贤贤”,周天子的亲属,要分封;同时有功劳的精英贤人,也要分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齐和鲁。太公望是异姓,分封在齐国,这就是“贤贤”;周公旦是宗亲,分封在鲁国,这就是“亲亲”。刘邦的双轨制,实际上还是“亲亲”与“贤贤”两条路。只不过“亲亲”的“非刘氏不王”还勉强算是分封,至于“贤贤”的“非有功不侯”就根本不算分封了。

之所以说“非刘氏不王”勉强算是分封,是因为汉代同姓诸侯王的心态完全和春秋时代分封的诸侯不一样了。他们更多是一种皇室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裂土而治的国中之国。吴楚之乱时,周亚夫率领中央军队平叛,把梁国当做拒敌前线,让叛军在梁国范围内消耗实力,最后中央军队秋风扫落叶一般将其收拾。为此,梁孝王非常生气,还和周亚夫结下了怨。但是从道理上讲,身为诸侯王国,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作为屏障、拱卫中央的吗?何怨之有?这也从一个侧面发映出,梁孝王内心最认同的是自己的皇室身份,而不是诸侯国君身份。随着晁错的削藩、主父的偃推恩令,同姓诸侯王的治权一步步被剥夺、实力逐渐削减,诸王只有一顶王冠,还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刘姓,权力全部收归在中央,这就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政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长治久安。细分起来就是两个方面,所谓的“久安”,就是政权要保持稳定;所谓的“长治”,就是社会要保持活力。稳定和活力是矛盾的,如果社会太有活力,英雄人物辈出,这对于高层政权的稳定是有冲击的。但是一味压制,阻隔社会阶层的上升渠道,那也是有问题的。

“非刘氏不王”,用与生俱来的血缘作为标准,明确了刘姓宗亲的政治地位,有利于稳定高层政权,保证了江山不变色。

“非有功不侯”,用后天争取的功勋作为标准,畅通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保证了江山不隳坏。

这样,在“亲亲贤贤”的理念之下,在“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具体约定之下,刘邦构建起来的双轨制政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稳定和活力这对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和利益的妥善分配。这不仅对于汉朝的稳定统治具有积极意义,更对中国封建君主集权的成熟完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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