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往事

足球往事

足球已不再是足球,是岁月。


上学的路上,我喜欢踢小石头。
一路盘带到学校,可能在路上会遇到一座桥,或是一个台阶。
两脚一夹,往上一跳,接着踢。
那时候的我,11岁,初一学生,对足球并没有概念。直到某一天,叔叔买回来一台彩电。


“好了没有?”
“没有。”
“现在呢?”
“还是雪花,有影儿了。”
叔叔在屋外转天线。
为了看意大利甲级联赛,叔叔花了血本。不仅花了两千元买了一台熊猫彩电,还配了一个特制的天线。
县人大的院子里,没几家有彩电,即便有一两台,天线也不正规。说它不正规,就是拿健力宝的铝盒子做的。
这个天线,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纯铝合金,有点像今天的暖气片。
每个周日下午,叔叔端起一杯茶,虎视眈眈地等候在电视机前,等待联赛开场。


彩电就是好,尤其是熊猫牌的,更是稀罕玩意。
叔叔的球友聚拢过来,屋子里黑压压的一片。
头一两次,奶奶切西瓜,切成小块,搪瓷盆装上,挨个递过去,保证一人一块。
每周日下午,仪式一般,雷打不动,看球时间。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中年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是蔡老师,叔叔的同学,原省队队员,因伤提前退役。


一次,看完球,大伙儿刚起身,蔡老师说,脚痒。
我找来叔叔的皮球,跟蔡老师到县政府门口的篮球场耍。他说我球感好。
我突发奇想,呼朋引类,招呼班上几个同学,组建一支球队。
我自封为副队长。
队长我要留给戴俊当。他个子大,能打架,主要是气势足。
戴俊一听我让他当队长,笑得很灿烂,嘴里却说:“还是你当吧,我听你的。”
我说你就别推了,当队长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以后我就辅佐你,让球队冲出龙池(初中学校名儿),走向全县。
放学后,我宣布了决定,请省队队员当教练。
大伙儿一片欢腾。


早些年,蔡老师的腿伤好了,只可惜他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再也不能到省队踢球,这是一个遗憾。
遇到我们几个,蔡老师仿佛迎来了他的第二春。
周三下午是我们约定的训练时间,蔡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
车篮子里,有一个网兜,里面是十来个小足球。
我们第一课是踢地滚球。

左脚对着球要去的方向,右脚与左脚呈90度夹脚,用脚内侧触球,踢出去。
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又练习颠球。
颠球是个技术活儿,刚开始颠球,不是高了,就是偏了,每次连续颠球不超过三四个。有时候为了去够球,满场跑。
蔡老师做示范,球仿佛黏在脚上,想让球往哪个方向走就往哪个方向走。
与足球有了亲密接触后,再去看意甲联赛,看球员们盘带自如,内心更加服气了。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颠球教会我的道理。


人有名字,球队也得有个名字。我提议,球队叫海鹰足球队,戴俊装模作样沉思一会儿,大声说,我同意。
接下来,我们设计了队徽、队旗。
几个月后的一天,戴俊说,光在这里瞎比划,也不过瘾,是不是拉出去打几场。
那时候所谓的足球比赛,要么在篮球场上,要么在土操场上。

篮球场上吧,篮球架子底下那两根柱子之间,就是门了。土操场上嘛,没有天然的门,我们可以人造。
两个书包一放,间隔之间就是球门。有时候也用红砖,更离谱的是,没有书包和红砖时,树枝也算。有时候踢着踢着,球门就找不到了,很尴尬。不过,我们更喜欢在土场上打,踢球有感觉,风尘扬起,豪气冲天。更重要的,是土场上打球有利于球队的存在。

篮球场上踢球,让我们球队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篮球场,水泥地,费鞋,一场比赛下来,三十几块钱的回力牌球鞋就磨坏了,好几个队员被家母逼迫退出了球队。

当得知我们回到土操场上踢球时,母亲们也不反对了,重新回到支持中国足球事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一次打比赛,对阵一个不知名的野队。
野队,就是没有名字的杂牌队。
这种野队,一般都是球员(我都不好意思这么称呼他们)跟着球走,没有配合,没有战术,没有阵型。

虽然大胜,但不觉光荣。虽然不觉光荣,但士气还是大振,有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感觉,毕竟进了9个球,都赶得上乒乓球的比分了。赛后,球队士气高涨,扬言要与高年级的同学一决雌雄。
一旦事物进入鼎盛时期,离衰落必然不远了。
果然,中考中断了足球梦,只好散伙,队员们无不伤感动容。


叔叔拿起拖鞋,冲着电视机扔过去。
熊猫电视屏幕的右侧,有个小门,门里有个小棍子,卡在机关上,用来调频的。平时关得严严实实,这拖鞋飞过去,那个门开了。“中国队,气人,气死人。”
叔叔气得死去活来。让我重温了一下物理考试后的场景。

那一天,他丢过来一张成绩单,右手食指顶着我的脑袋,把瘦弱的我顶到墙上,咬牙切齿地问:“物理成绩从第一名下滑到倒数第一名。怎么搞的!”

那一次,我挨打了。这一顿闷棍,把我从倒数第一名打到第一名的位置上,居高不下,直到中考都没下来过。
神奇的棍子,神奇的暴力。
可是,中国队不是我,熊猫电视不是屁股,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赢,所以,叔叔在那一刻的挫败感可想而知。
其实,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做,毫无悬念地做,中国队这么多年,都在坚持,决不出线。


再也不看中国队比赛了。因为,看不起。修电视机花了一百多元,叔叔一月工资不过百元,他又气又好笑,说自己怎么就这么冲动。

蔡老师哈哈一笑,说这很正常,自己当年在球队里,也是动不动就头脑发热,揍裁判的事也没少干,毕竟年轻人血气方刚。

说不看,一帮“死脸皮”还是接着看。
叔叔振振有词:“那些洋人踢得再好,也不是中国人。自己人踢得再臭,那也是咱自己的。”
直到有一天,中国来了个米卢,外籍教练。
都炸开了锅,请个黄毛蓝眼睛的家伙,来教我们国家队,花老钱了。
叔叔抿一口酒,咂摸咂摸嘴,荡气回肠地说,这回啊,咱国家大手笔,应该有希望了。


1992年,我到武汉读书,不能陪叔叔看球了。
学校有个大操场,绿茵场,纯天然的。天哪,我再也不用在土场上踢球了。
体育课上,老师脚踩黑白相间的足球,单手叉腰问:“谁会踢球。”
我举手。
“练几下。”
我助跑,冲上去,一脚射门,球穿过没有网的球门,打在四周的铁丝围墙上,晃荡了几下。老师说小子你行啊,你选几个人,跟我打小场子。从那一天起,我在足球领域的江湖地位,就奠定了。

十一

班上男生21人,我提议成立三个队,每个队七个人,打春节和秋季两个赛季。
大伙都同意,我和另外两个人被选为队长。
两个队长一个是武汉本地的刘强,一口流利的汉骂,仿佛天生就会,无需后天熏陶或是训练。每次球打飞了,他的汉骂就优雅地飘出来,你感觉不到在骂人,仿佛是一个感叹词,类似于今天的“靠”。
另一个队长,应该是唐世宝,或是田毅华。
两个队长开出的条件,是他们先挑人。天生就是买水果的料,他们把大块头的都挑走了。
刘志波这样的小个子,都丢给我,比赛场上一站,气势就矮人三分。
可是我心里不服,偏要带这样的队伍干死两只球队。
我的队名叫亚洲酋长队,刘强的队伍取名老狼队,唐世宝的队伍叫莱特队。

十二

我感觉,天旋地转,应该是得了脑震荡。事情的发生很突然。

陈龙个头大,身体壮,在球场上,主要靠非法冲撞和大胯子开球混江湖。一般情况下,我遇到“龙头”,总是传球为上,因为,即便是球过去了,人也被他死死拦住。

我试过无数次,盘带时,使用假动作,把他晃过去,利用他船大不好调头的劣势,企图从边上绕过去,他连拉带扯带绊,老鹰拦小鸡,把我固定在原位上。
这一次,他横空一扫,我在空中似乎有后空翻的姿势,倒在地上。
脑浆是不是出来了,脸上有没有血,我不确定。脑袋里嗡嗡嗡,大事不好。
我被抬下赛场,比赛仍然继续。
那一刻,我明白一个道理:赛场上少了谁,都一样比赛。
是的,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

十三

亚洲酋长队凭着小个子的灵活,以及我们的战术配合,在两个赛季中均获得了冠军。
于是,我又学意甲和德甲里的转会制,给每个球员一定的身价,莱特队和老狼队中踢得好的球员,我们也会投一定的钱,给挖过来,但同时也给自己球队的球员身价,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队。

足球卖人市场一下子异常活跃,有颜值有球技的几个人,是绿茵场上的抢手货。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球场,学妹们那呼喊声,让人既妒忌又妒嫉。

直到后来,某一天我看到贝克汉姆时,才恍然大悟,踢球踢得好没什么大用,球踢得好颜值又高才受欢迎。

十四

四年的学校生活,在一阵运动员进行曲中,谢幕了。
我穿着10号球衣,在球门边上照了一张像,今天看,那怂样子,惨不忍睹,可那就是历史。
我也恍然大悟,人生的许多瞬间,无论多么的稚嫩,多么的青涩和无知,都是历史,不可分割,不可抹杀,不可回忆。
因为,一边回忆,一边叹息;一边回忆,一边泪滴。

所以,足球,不再是足球,是往事。(作者:夏令令 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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